梁漱溟（1893—1988年），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，当代文化名人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，与熊十力、马一浮合称为“现代三圣”。梁漱溟毕生治学，博通古今，学贯中西，著述甚多，成就卓著。他的治学以“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”为目标，不单是求知识，“求知识盖所以浚发我们的智慧识见”，“有智慧识见发出来，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，就是善学”。梁漱溟所谓的“学”，是人生实践之学，指一切做人做事，而不止于学知识。通过研读《梁漱溟全集》，可以真切体会到，梁漱溟的治学与其生命、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。梁漱溟为实现“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”，形成了一系列的治学之道。梳理其独特的治学之道，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“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，方才切实有受用”
梁漱溟认为治学必须用心自学，通过切身自学求得来的学问，才能被消化吸收，融会内化为自家心得，才是真学问。
他在《我的自学小史》的序言中说：“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，方才切实有受用。反之，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，就不会受用。”俗话说“学来的曲儿唱不得”，便是此道理，模仿着唱，不好听，“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，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，才中听”。“学问和艺术是一理，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，知非真知，能非真能”。自学对每个人来说，都至关重要，“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，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”。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，最终都是出于用心自学得来的。因此说，“一分自求，一分真得；十分自求，十分真得。”
他在《朝话》中指出：“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、材料，系统化、深刻化。更扼要地说，就是‘学问贵能得要’，能‘得要’才算学问。”其中得要，就是心得、自得。并进一步说：“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，消化。吸收不多是不行，消化不了更不行。”“在学问里面你要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，这就是有活的生命，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。”读书治学要注重消化吸收，融会贯通，才能成为自家心得。如果只是读死书，或者死读书，即使把很多东西都记下来，只会觉得负担很重，没有内化为自己的东西，无法运用自如。
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，更要“思考到老”
梁漱溟毕生坚持独立思考，他曾说自己是“问题中人”，一直致力思考和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。
梁漱溟曾在198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对于我这样的九五老人，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了。但我丝毫没有颓唐、悲凉的黄昏之感。语云：‘活到老，学到老’，我加一个‘思考到老’。只要我的脑子还能用，我将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继续走下去。愉快而充实地送走这最后一段岁月。”梁漱溟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做的，年过九旬，还撰写出版了《人心与人生》等著作。张岱年曾评价说：“梁漱溟更是一个特立独行，坚持独立思考的严肃思想家。梁漱溟考虑问题非常认真。”费孝通亦对梁漱溟的独立思考，对他的治学、为人，“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”。
梁漱溟在《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演》中说：“我不知为何特别好用心思，我不知为什么便爱留心问题，——问题不知如何走上我心来，请它出去，它亦不出去。”他在为纪念北京大学90周年而写的《值得感念的岁月》中说：“从我十几岁会用思想之日起，就爱寻个准道理，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。凡是我心中成为问题的，便不肯忽略过去。”梁漱溟喜欢用深思，乐于追究问题，经常沉溺在思想中，亦时时记录其思想所得。他曾将对人生苦乐等问题的思索写成长文《究元决疑论》，刊发在1916年的《东方杂志》，获蔡元培赏识，被特邀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。梁漱溟的一生都在思考，敢于寻根问底，敞开思想，并且他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，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。
学会自觉自省，“一个人最怕无自知之明”
梁漱溟主张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要自觉、自知、自省，都应坚持时刻反躬自省，常思己过，方能不断向上自强。
梁漱溟自认为是个很笨很呆的人，资质平常，没有过人之才，但他有一片向上心，自知好学，从不偷懒，平素总对自己有一种要求，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。特别是从十三四岁开始，“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，不论何事，很少需要人督迫”。他认为，“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，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”。梁漱溟还说：“一个人缺乏了‘自觉’的时候，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，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。‘自觉’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！”
梁漱溟在写的《寄宽恕两儿》信中告诫说：“一个人最怕无自知之明，既能自知所短，则其短处之遗害已去一半矣。因随时自觉，此自觉心即此短处之反面也，虽不能就反过来，亦不致顺着短处下去了。”他在《我的努力与反省》中指出，“许多青年最大短处便是心思不向内转，纵有才气，甚至才气纵横，亦白费，有什么毛病无法救，其前途亦难有成就。反之，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会，时时回头照顾，即有毛病，易得纠正，最能自己寻路走，不必替他担忧了，而由其脚步稳妥，大小必有成就，可断言也”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认清自己的不足，才能不断完善自己，有所成就。
亲师取友，“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”
梁漱溟认为亲师取友是最好的调理自己的方法。他从中学开始就结交了一些亦师亦友的朋友，通过与他们在人生观、价值观与学术观上共同探讨、彼此质疑、互相问难，受益良多。
古人云：“智者不能自见其面，勇者不能自举其身。”每个人都难免会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和偏狭，即使看清楚了又不易随时自主地调理自己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梁漱溟提出“亲师取友”的办法。“靠朋友之提醒以免于忽忘，这是一层；更进一层，就是靠朋友的好处，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。”
梁漱溟1917年受到蔡元培的邀请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六七年间，结识了梁启超、林宰平、伍观淇、熊十力、李济深、陈铭枢、李大钊等，他们大部分比梁漱溟大10岁或20岁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多在师友之间。还有许多与梁漱溟年龄相仿的朋友，多是北大的学生，如冯友兰、朱谦之、陈政、罗常培、冯庸等，其中与陈亚三、黄艮庸、王平叔、张俶知等，“关系甚深，踪迹至密，几于毕生相依者”。据梁培宽撰的《先父梁漱溟与北京大学》记载：梁漱溟与叶麟、朱谦之、黄艮庸他们，虽为师生关系，但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，只是朋友，“四人性格见解并不相同，议论每多不合，但总觉得彼此相对是第一乐事”。梁漱溟认为他在北大期间，从蔡元培和诸同事、同学所获益处，直接间接，有形无形，说之不尽，于是得以经过自学钻研，在学识上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，并走向成熟。
“我的生命就在于责任一念”，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躬行实践
梁漱溟做学问不是为学问而学问，实由自己的生活或生命遇到的问题，完全没有把学问当做一个客观的外在的对象来治力和追求，学问是解决人生困惑的副产品，是为解决毕生思考的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服务的。他始终躬行实践。
梁漱溟在1951年写给其外甥邹晓青的信《寄晓青甥》中说：“我的生命就在于责任一念。处处皆有责任，而我总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。所谓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问题。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的问题看。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，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。在最大的问题中，我又选择其最要紧的事来做。”
梁漱溟一生都在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。如他始终关心农村，关心中国，他主张从建设乡村入手，寻求一套建国之路。他的《乡村建设理论》就是要为中国社会寻找一条出路而写的理论著作。梁漱溟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人，为实践自己对教育工作的认识，为探索中国自救之路，1924年辞职离开北大，在广东筹办“乡治讲习所”，在河南促进村治，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运动，这些都代表着梁漱溟一种实践精神的努力成果。